为什么这些书的中文版封面比原版好看?

发表时间:2019-09-10

  做了这么多年书,对于买版权有了这么一个体会:新手编辑买版权就好像旧社会结婚,凭着媒婆一顿嘴炮和生辰八字就决定了,娶来的是人是鬼只有生米成饭了之后才知道;资深编辑(其实就是亏吃得多了)则要见到真容,还要望闻问切,走访乡里,最后才放心出手。学术书的版权,简直就是要娶深宅大院、甚至王府宫墙里的女纸,想找到真实有用的信息,那真是很高级的情报工作。

  今年2月初,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之裘》荣获列文森奖,可能除了谢健本人之外,我是全世界第二高兴的。因为这书的版权我已经拿下,而且译稿已经完成,正在编辑进程之中(本书现已出版)。

  (原版封面与中译本封面放在一起,高下立见吧。本来想用这张图做护封,但或许过于粗暴,有毛皮过敏的,可能会不适。)

  (跟《帝国之裘》封面一起设计的还有这本《制造儒家》,两本书放在一起是不是气场就翻倍了!毕竟这可都是出自我的亲手设计呢。)

  对于一个编辑而言,能够在一年多之前,此书的原版新鲜出炉时就认识到它的价值,并且能很快就被获奖所印证,无疑会带来“极度舒适”。这在版权竞争已经近乎肉搏的今天,能够在灯火阑珊之处找到这样的“佳人”,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如果获奖之后再想谈版权,价就不是这个价了。

  记得当时查谢健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履历除了出身名门(哈佛博士,欧立德的学生)之外,别的好像也无甚可观。比方说,他还只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此前并无专著出版,唯一能查到的一篇论文,竟然还是在我巍巍中华的期刊《江汉论坛》上。但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中国博士,研究美国历史,并且能够在美国一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那至少说明他头上插着一把刷子。

  要来PDF之后,读到这书说的是毛皮、珍珠、口蘑、人参在清朝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与清帝国统治阶层的身份认同,立刻两眼放光。穿貂、奢侈品、全球贸易、康熙乾隆、环境史、身份认同,一本书里聚集了这么多兴奋剂,肯定错不了。为了凿实这本书的学术水准,请教了几位专家,人大的张永江老师迅速给出了回复,对谢健本人以及这部作品都非常认可,而且还推荐了他的学生社科院的关康来翻译。

  靠目测找到有获奖潜质的书,当然很难了,三分靠眼光,七分是要看运气的。稍微容易的是蛾子策略,循光而往,去找那些已经获奖的书。

  我转做历史类的图书,也就这两年而已。最初看到甲骨文出版了裴士锋的《天国之秋》,这本书获得了坎迪尔历史写作奖,这个奖相对而言偏重可读性与学术性的均衡。我查阅了这个奖项历年的获奖作品,其实值得做的还有很多,但甲骨文却没有在这份书单上趁热打铁。

  而我当时则选择了更具学术性的列文森奖和费正清奖的获奖著作。这些书里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到规模庞大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但可惜的是最近几年的获奖作品,版权竟无人问津,这令我喜出望外。

  我当时计划拿四本书的版权:但其中一本研究明代印刷的文化史著作,因为市场过于狭窄的考虑放弃了,另一本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涉及大芬村的赝品生产线问题,比较敏感,你懂得,只能放弃了,最后经过综合考量,买了《心灵革命》和《中国烟草史》。

  说实话,这两本书的佳处,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并不容易轻易看出来。我为了做出最后决定,认真读了外方出版社发给我的英文PDF,虽然对于内容的把握不可能像阅读完整译稿那么全面,但其中的精髓我却get到了。

  (中译本的封面是找甲骨文的大腕宋涛设计的,珠圆玉润的一对新婚夫妻在怀旧的色调之下,瞬间都永恒了。)

  “现代性”这个词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带来最明显的改变,其实不就是爱情观吗!

  因为有了自由恋爱的观念,然后才衍生出了男女平等、女权主义、不婚、丁克、LGBT、宗族和大家庭的解体……

  西方用了三四百年完成了爱情的现代转型,而中国则只用了几十年,这本书恰恰就是要讲述,中国人的爱情观的诞生史。其实就是关于中国人爱情观念的考古史。这样的一本书能不好玩吗!

  之前咨询了北大和人大中文系的老师,对作者李海燕的评价很高,也说了她很“低调”,所以她的研究国内讨论的很少。

  这书我读了英文原版,感觉李海燕的英文写作非常清晰,长句很多,一看就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非母语写作者。这也许是妨碍她的研究广为传播的一个原因。但是她在书中结合了大量的原著分析和民国时期的新闻故事,所以可读性并不差。

  作者的结论也是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爱情观实际上是传统儒家、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念融合后的产物。有了这条中心思想读这本书,是不会糊涂的,水准远远超过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不知所云、装神弄鬼的现当代文学理论著作。

  有多少人,不管买没买,至少曾经在书店里被那个一眸深情的封面女郎吸引过去了吧。

  (原版上那位抽烟的男子眼神迷离,远处背景是长城,象征意义就不说了,反正是非常禁欲的设计了。中文版的那位女性才更匹配香烟的本质,美丽但并非没有危险)

  这美丽的、带着时光穿越味道的图像是从民国香烟广告画里拷贝来的。这本书虽然不是那种理论架构特别强的著作,但是它的妙处在于很多新颖的细节,包括烟草与客家人的关系,烟草与中医,烟草与中国的二元社会,烟草与中国文学等话题,有这些熠熠闪光的亮点也足矣。

  作者班凯乐的文献功力非常深厚,也凭借此书获得了费正清奖。之前人大出版社出过她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这本书其实并不难读,但销售得非常一般。大概还是那种霰弹式通史类著作更容易卖得好。在寻找译者的过程中,一位农学系的老师说正在撰写一本《中国南瓜史》,我真的非常喜欢,但至于销量……天空真蓝,蓝得让人忧伤。

  (原版封面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弄得脏兮兮的,太遗憾了。当然,要说雅致,赵佶的笔调没话讲。)

  当然是托朱良志老师的福,他始于推荐,终于推广,首尾两端都照顾到了。中间这段我制作的也不错。这本书并不新,是作者六七十年代的一本旧作。所以版权拿到的很容易。这种遗珠其实也不多,它不属于《艺术哲学》《傅雷家书》《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种纯粹炒冷饭的出版之举。

  这书虽然旧,但是它的现实学术价值,还是很独特:因为关于中国文人画的定义,由于很多艺术史家、美学家、画家、评论家、鉴定家等等七嘴八舌,讨论得云里雾里,很多人因为历史根基薄弱,被明代董其昌等人的建构误导,以为文人画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风格和法式,拿那个来套时下的文人画创作,那真是刻舟求剑了。

  (一个人如果穿上衣服和脱下衣服,效果一样,那实在太让人失望了。书也一样。)

  卜寿珊作为一个外国人,反正也不混中国的圈子,没有任何顾虑,对于这个水很深的题目,勇敢明晰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人画产生之初,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只不过是创作者的身份是文人,而非画工,仅此而已。宋徽宗赵佶的画既不山寒水瘦,也不放荡野逸,当时的人谁敢说他的画不是文人画呢。

  文人画的风格、题材等等是经过元代、明代才逐渐固定下来的,如果以明清的文人画标准,比方说董其昌、八大等人的风格、技法去宋朝寻找文人画,那就乱套了。

  至于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分不高,其实也不难明白。因为很多人被这本书的装帧、名字把胃口吊的很高,但这本书本质上不是“小顾说绘画”。读学术书必须要有起码的耐心,很多人一看到大段的文言引文,就要大脑痉挛了,这能怨谁呢,还是去读通俗读物罢。

  此前卡普兰的书在国内也是出了几本,但品相都特别禁欲,这样也好,我买版权的时候,也没特别贵。但是当《巴尔干两千年》出了之后,随着宣传的铺开,他的其他几本书版权迅速被买走,2019年初刚出来的新书版权也没了,呵呵,卡普兰,你变得这么抢手,难道你不应该谢谢我吗?

  (中译本封面有同事找闷子说护封上巨大的M和C是麦当劳的意思吗,正版挂牌!分明是Muslim和Christianity的意思嘛。没文化有多可怕。)

  其一是作者卡普兰是,他对于东欧的失败的解读包含着某种西方的保守主义的偏见,认为东欧的失败完全归因于“东方”那几千年的专治传统的毒液的浸透,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东方学思维”。

  其次,作者的写法表面看是游记体例,所以有些读者大呼“上当”。这也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就是大家从小到大只读过一种历史,就是编年体的历史教科书那种的,所以一看这书老是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就以为这是文学,不是历史。

  从个体生命出发写历史,本来是咱们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在国人自己反而消化不良了。

  《神州》这本书也是销售的还不错,作者段义孚的名望加持,加上唐晓峰、周尚意两位大专家的助攻,我后期加了一百多张图片,使这本旧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原版封面 小吐槽:真的,外国人设计封面,不知道是不走心,还是完全“东方学”洗脑,弄块水田就说是中国大地的象征,一点深度都没有,说好的历史与地理的交融呢。)

  不是说这书写得差劲,而是比较简单。因为这书本来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国人如果想深入了解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本的确是不能满足要求的。但作为一本快读性质的中国史地基本读物,是完全可以的,更何况大师段义孚没有采用中国式地理教科书那种死板的地形、政区、经济、文化分开的方式,而是通过“景观”这个关键词,贯穿了商朝以来中国的变化。

  商朝时期,大象、犀牛曾经在黄河流域繁衍,到了秦汉时期植被就大为减少,但即便如此,直到唐朝,日本的遣唐使还是可以在山东山西看见连绵的森林(后来武松在那林子里打过虎呢),而到了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终于造成了华北地区森林几乎消失的荒芜景观。与森林并行的是,宗教建筑和民居的样式随着历史不断变化, 给大地带来诗意和烟火气。

  (书里的图片是我广泛发动自己和朋友同事们的照片库,多年老货都被翻出来了。有的读者挑剔的不像话,说图片和内容无关。要是无关的话,干嘛还花一个月在文件夹里筛呢。)

  其二,译者难找。这个因为以前吃亏吃得不少,所以条件允许之下,一定会非常谨慎。《中国烟草史》的译者是复旦大学刘平教授推荐的皇甫秋实博士,经过沟通,我发现,这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合适的译者了。她2012年和班凯乐教授共同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烟草史的研究项目,于是就相互认识了。皇甫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近代烟草经济。其他像《帝国之裘》的译者关康是清史的博士,而且懂满文,实在难得。《心画》的译者,皮佳佳是北大的美学博士,同时也是小说家,文笔一流。

  但现在读者中有一种病,就是喜欢通过挑出一些“专业”错误来炫耀逼格,尤其是以豆瓣读者为甚。中国的译书当然整体上并不乐观,这是有目共睹。但是毕竟还有一些编辑在充满诚意地努力坚持着。但有些读者奢望译著像极品翡翠一样完美无瑕,只要有点瑕疵,立刻喷为“烂书”“垃圾”。更醉人的是,有挑错狂魔有时是自己搞错了,比方有读者挑《巴尔干两千年》里的一处错误,希腊政府击沉了一艘载满巴基斯坦难民的船,他认为此处“巴基斯坦”应该是“巴勒斯坦”,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巴勒斯坦盛产难民,而且离希腊更近,所以巴基斯坦一定是错的,殊不知此次船上的就是因为印巴冲突而逃难的巴基斯坦难民,这便是这类人的“全世界欠我一个膜拜”的讨厌嘴脸。

  还有一些读者更为奇怪,如果你为了强调忠实于原文,采取了有点直的译法,他抱怨这不是“人话”;可是如果你要强调汉化,采取了比较中式的表达,他又抱怨说你这像林琴南,矫揉造作。总之,即便观音菩萨,做千般幻化在他眼前,他都不满意。

  目前国内很多涉足学术领域的出版社由于以前没有学者资源,所以直接做引进版就是个捷径,他们把功夫更多花在营销上,靠更大的销量来对冲版权费用,所以可以在竞价中报出天价来,马尔克斯和村上春树的千万版税就不必说了,其他知名作者的版权的争夺也是惨烈。

  这导致的后果是,在推广时为了销量最大化,会刻意夸大扭曲一本书的价值,造成对读者的极大误导。一些资深人士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图书市场这几年盛行“简史”“一口气读完”“一本书读懂”的快读体图书,这对于普及人文素养来说没什么不好,但我知道这不太适合我的喜好。这类简史的写作要求其实远比一本专门领域的历史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讲国学的那么多,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但卖得好,而且口碑也是无与伦比的。

  哈拉利的《人类简史》虽然看似精彩,但他远远无法驾驭这个庞大的主题,以至于像这样的论断成为全书主要的基石:智人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会讲故事,而且统治者会成功地让被统治者相信了这些故事。这种非常dramatic的论调确实很吸引人,而且也未必就是假的,但哈拉利给出的证据却非常薄弱,相比于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这种铿锵作响的纯金属之作,就像瓷娃娃。

  《人类简史》的销量当然是每个编辑的梦想,但我更希望获得这样成功的作者是戴蒙德这样扎实的学者。当然像戴蒙德、卡普兰等人作品的版权如今也在“月亮之上”,遥不可及了,去年戴蒙德最新的作品刚出来,我试着报价5000美元,结果代理秒回说早已经被10000美元拿走了。这几天看上了一本普林斯顿的《哲学如何改造世界》,看这大气磅礴的名字,而且是一本哲学通史,当然是不容错过的学术选题,但一问代理口风,已经有别家报了10000美元,代理淡淡地说:“低了。”我只能惭愧把我的报价咽下去了。这线万块的版权费,加上翻译费,这书还没受精呢,就已经花了10万出去了,一本哲学专著,要起印多少册才能笑看云淡风轻呢。

  当然这其中的种种苦,归根结底怨谁呢,还是只能对中国作者说,你们要努力啊!

  这里我还得表扬一下自己推出的两本原创学术著作《朝山》和《冶村》。岳永逸和贺雪峰这两位老师,我觉得比绝大多数纯书斋,靠杂交文献过日子的学者更有魅力,他们有着丰富的田野经历,是“野生”的。

  (岳永逸老师这本书,是找南京的著名设计师潘焰荣设计的。潘设计师拿过国内、国际的多次装帧大奖,但却非常好说话。当然主要是我没有不懂装懂,瞎指挥,感觉对了,就定了。)

  诚然,引进版学术书目前夹在两个困境之中,热门书和作者,你需要面对惨烈的竞价;冷门书和冷门作者,你需要面对惨烈的销售。所以只能去寻找有闪光可能的作者,那需要在别人看不见或熟视无睹的情况下,独具眼光,发现这些书的妙处,说实话,也必须要在认知和敏感性上达到那个阈值之后,才能歆受这种妙处。

  就好比高高筑起堤坝,只有那些真正升到最高处的海浪,才会漫过堤坝,进入我的视野,这样的书是最值得做的。所以编辑不是在低处等待从天而降的一本好书,他只会等来一堆泥沙俱下的泡沫,他必须把自己的学术认知能力像造坝一样,不断提升到高处,才能在那里等来高超卓越而且可能还不昂贵的作品。